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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的偏见

眉黛不须张敞画,天叫入鬓长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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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敞  

剧评人,影评人,专栏作者

香港大学整合营销传播研究生,文艺评论人,剧评人,影评人,专栏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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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先生》:它与所处时代形成砥砺之美  

2016-04-12 11:48:39|  分类: 剧评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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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先生》:它与所处时代形成砥砺之美 - 张敞 - 文艺的偏见

 舞台灯光下,在由巨大的大红色椅子面构成的表演区,一个巍峨惨白的领袖半身像顶天立地端坐正中,它对面的下方,正是黑压压的观众。“光亮”和“死寂”,“傀儡”和“思考的人”,“挣扎的演员”和“被震撼的观众”,“红”与“黑”,在这个剧场里构成生与死的两面——这是一种危险的对峙。


舞台上,看着是喧闹的生的天堂,其实却是死的、有着无边黑暗和诡谲的地狱;舞台下,貌似不动声色的死的海洋,却正是翻搅着情绪的,活的众生。


这就是李静编剧、王翀导演、赵立新主演的话剧《大先生》。


在这部剧上演的两小时中,观众被逼迫思考。没有什么场次转换,没有什么大量人物,除了鲁迅以外,都是傀儡。你感觉你所处的地方是“春天”吗?错!我几乎听到剧作者隐藏在台词下面呜咽的哭泣了。它既不合时宜,又先锋现代,它流畅自然,又哲学思辨。它使人很难相信这是沉闷的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作品,而更像一道突然照进话剧界黑夜的,剑一般雪亮的光。


出于敬意的原因,我们甚至不能以“这是李静的鲁迅”或“这是王翀的鲁迅”、“这是赵立新的鲁迅”而断言概括之,而只能说这是一部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般果敢大胆的创作。此刻,鲁迅属于他们三个人,也属于我们。他们三人像是优秀的接力赛选手,我们除了感受到他们优美的体魄,惊人的速度,还感受到风。一股强大的、新鲜的、凌厉的风——它想把我们席卷而走。


《大先生》,是李静在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二年期间,花费三年时间写的一个关于鲁迅先生的话剧剧本。这整部作品一共三万余字,一种黑色的,恐怖的,凄厉的,近于钢铁和铅灰色的冰冷基调统冠全文,但是它的独白部分,挣扎之下,却又有着冬天火盆的灰烬下的木炭的暗红,以及如鲁迅在写两棵枣树时那种予人的亲近。


李静很爱思辨,她对于政治和宏观的体察和关心,都写进了剧本。她在文章里的姿态是“菩萨低眉”的,触及对抗的部分,却经常显得“金刚怒目”。她愿意与所处的时代形成砥砺之美,她舞刀弄笔,有铮铮之声,她不像另外一些故意和政治保持距离的作家。李静是个要动声色的人。


她的剧本几乎是一个不可以被排演出来的剧本,这是我看时最大的感受。如今,王翀和赵立新却用他们的创造颠覆了我的想法。


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他们三个人在这部作品里的成就,或者可以是这样的:首先,编剧李静用了非常西方的、意识流的“梦剧”的卓越创作手法,费时三年,苦行僧一般地创作了剧本;继而,导演王翀采用石破天惊的、写意的舞台导演手法(傀儡戏),和富有象征意味且大气简约的舞美,以及属于后现代剧场的视频同步投影,最大化地把剧本中本来不好展现的场景展现出来;最后,鲁迅扮演者赵立新在两者基础之上,以牛仔裤、白衬衣的当代形象,挥洒自如、“貌离神合”地塑造出一个栩栩如生的鲁迅。


他们三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到了“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”,同时每一个人又都成为另两个人最好的帮手。


我想这是中国话剧里程碑式的作品。在它的每一个创作阶段,创作者都充分借鉴了西方的表达方法或手段,而最后的话剧成品,却因为舞台表现上的高度写意、象征和虚拟,终于成为话剧舞台上,目前为止最好的用东方与西方技法结合来完美表达思想的那一个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中国的话剧,从来没有想这部作品那样,充满了思考,为了表现这种思考,还用尽一切可能的和贴切的导演和表演手段。


中国的话剧,向来是不屑于思考的。


“傀儡戏”的想法,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、了不起的构思。它不仅让那些概念化的人物显现出“别样的温情”,也使那些生活里的真人进一步痛楚成一个“符号”。这种优秀的对空间的掌控和对舞美的理解,使李静剧本里某些人物的单个面相变得更加立体和丰富。


刚开场不久,当朱安晃动着她木质的、巨大的、呆若木鸡的头颅出场,当她飘忽如蝉翼的宽袍大袖,架在枯干的数米长的胳膊上,想要得到鲁迅的一点真心,我无法不把她想成一个真正的人——那个在鲁迅生命里一出嫁就枯萎的,从未得到过半点温情的女人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傀儡。她的袖子再长,也抱不住自己的男人,她是那样的无力。


《大先生》:它与所处时代形成砥砺之美 - 张敞 - 文艺的偏见

这个傀儡形也是戏中最大的傀儡。我不知道导演有意还是无意中做了这样的设计,因为这样的设计似乎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。如果再加上那高高在上,垂下来的鲁迅母亲的头形,她们两个,正象征着鲁迅所想要摒弃、却永远不能抛弃的“旧”。朱安站立不稳,飘飘摇摇,却一辈子趴在鲁迅的身上,成为他最大的负累和创伤。鲁母高悬半空,也形成鲁迅无法抗拒的重压。他们三人各有各的孤独,各有各的坚持,互相伤害,彼此难舍,无所谓对和错,他们都是时代的牺牲品。


在她们之后出现了许广平的傀儡形,那是一个学生装,天蓝的裙子像海洋一样波动着的,乃至覆盖了整个舞台的女生傀儡。整个舞台为之一亮。她的声音和形象,她的色彩和活力,也涤荡了之前的悲伤压抑气氛。面对她,鲁迅先生更像是一个小男生。她也让整个舞台一开始的悲伤,转入到平和的调性中。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处理。


此后,蛇形的、善变的独裁者,脑满肠肥的拿鞭子的人,笼子里的胡适,举伞的周作人,只有一个头形的闰土和众人,有两个女演员举着的巨大的头颅的盲母,以及被悬挂在横杆上的无数人脸,也轮番登场。它们——除了胡适和周作人,让我觉得似乎还可以更好以外——每一个都活灵活现。尤其是蛇形的扮演者,她用声腔和傀儡的姿态,完整地塑造出一个令人憎恶又狡猾、多变的人物。


在傀儡的使用上,两个女演员用手从盲母眼中伸出来,去触摸自己死掉的儿子的桥段,令我几欲垂泪。她们舞动的手指,代表了人心的抽搐,她们瘦弱苍白的手臂,正是无助的呼喊。那是两个多么富有表现力的眼睛,又是多么不愿意承认和正好可以不承认的眼睛!


而当那数个惨白带血的人脸,架在杆子上,围着鲁迅旋转,我分明看到的是《纪念刘和珍君》的剧场版。“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。四十多个青年的血,洋溢在我的周围,使我艰于呼吸视听,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?”赵立新在里面慌张失措地奔跑,人脸的墙如四面不透风的白骨,每一张脸都成了“无声的呼啸”。


数日前我看了表现奥斯维辛的匈牙利电影《索尔之子》,它也是这样地让我感觉呼吸不出。因为四周都是死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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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华彩的,让我觉得“真可以浮一大白”的设计还有剧本里“黑衣青年”。他代表的乃是自发的或在鲁迅感召下,那些奋勇向前的青年。他们冲在前面,最后却牺牲了。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身上,我没有想到王翀会摘取他们身上青春洋溢、懵懂、脆弱的共性,直接把这个角色由青年变成一个赤足的小孩子——这真是了不起的创作法。当我看到那个十几岁还没有到或刚刚到青春期的孩子,站在台上喊出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,看到他革命和前进的决心,我想说这是用的最好的一个不是“傀儡”的“傀儡”。


王翀直接把人变成了符号,让我们忘记具体的“那一个”,而使他变成“脆弱的一整群”。后来,小孩子死了,那也是一群人的死。他围着剧场奔跑,那也是这一群人的疲惫不堪。


鲁迅一直眼睁睁地看着他,充满了复杂的痛苦和内疚。而当他终于和小孩子躺在一起时,他们两个人头对着头,置身于宏大的不可以被理解的漩涡的中心,我分明通过摄像机投影中赵立新的眼睛,看到了鲁迅最大的伤痛。我也想到了他曾写的那些文章,《范爱农》、《纪念刘和珍君》……,我也似乎看到了他的内心,他那些为柔石、瞿秋白、殷夫、冯铿等流过的泪水。


赵立新和孩子的样子,通过四方的镜像,映在惨白而无动于衷的领袖塑像的胸口,那个胸口没有心。只有沉默。正如剧本里写的,在那个巍然耸立的雪白的像面前,他们——包括鲁迅——都是“微不足道的个体”。


这真是一场十足的“梦魇”。


《大先生》:它与所处时代形成砥砺之美 - 张敞 - 文艺的偏见

在散文诗集《野草》中,我记得,鲁迅先生也是个喜欢说“梦”的人。他有七篇文章都是写梦,包括《死火》、《狗的驳诘》、《失掉的好地狱》、《墓碣文》、《颓败线的颤动》、《立论》、《死后》。鲁迅先生的梦,体现了他的焦灼和人性。


“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。”


“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,衣履破碎,象乞食者。”


“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,在荒寒的野外,地狱的旁边,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燃油秩序……”


“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,读者上面的刻辞。”


“我梦见自己正在做梦。自身不知所在。”


“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,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。”


“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。”


……枯寒、窘迫、紧张、焦虑、遑遑不可终日,全是噩梦,没有一点幸福和欢愉。


好的作品就像是一场梦。写梦的作品,却不见得是一部好作品。两者之间的微妙又巨大的差异不在选材,而是作者的才华与能力。如果把李静的《大先生》与斯特林堡的《一出梦的戏剧》相比,在话剧写作的技巧和思想丰富度上,它可能还显得逊色,但在今天这个基本丧失了理想主义和创作严肃性的文学时代,它也已颇为亮眼。


如果一定要说这个戏还有什么不足,可能是它的本身充斥着一种力,一种肯定的答复,它仅截取了政治和对手的单个面相,却没有给它反驳的机会。某些场景,看上去如并不深刻的“战时活报剧”。因此,它的韵味不能像更高级的作品那样,因为意旨氤氲其中而得到缓缓的释放,从而缠绵到一个无解的苍凉。它带给人的,更多是痛楚,却变不成心中解不开的矛盾。


鲁迅先生最后爬上领袖像前的楼梯,扔倒了那把椅子。我也觉得是一个败笔。现实摄像的应用,还没有变成对角色内心的挖掘,起到必须的作用,而仅仅更像是一个噱头。


《维摩诘经》里说:“以一切众生病,是故我病。”鲁迅先生在谈民族、未来、人性之时,不是总那么可亲,他也是“病”的。他的“病”,正是因为彼时的“众生病”。他的“病”,是可以有解药的吗?应该是没有。


八十年前鲁迅已经死了,如今中国的话剧舞台,却也似乎需要他再死一次。


鲁迅先生在临终前有没有动过“再活久一点”或者想要“转世继续自己的理想”的念头,无人可知。但《大先生》通过虚构鲁迅先生临死前的一刻,让我们觉得,他最好不要转世。


《大先生》:它与所处时代形成砥砺之美 - 张敞 - 文艺的偏见
(本文首发于2016年4月12日《北京青年报》“北青艺评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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